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、政治家謝覺哉，堪稱讀書治學的楷模。他一生敏而好學、勤于寫作，留下了許多著述。與書為友的謝覺哉不僅十分重視讀書，而且一貫強調“謀事之道”，提出領導干部應該用“三分之一的時間想”，努力做到能想必想、先想后做、融會貫通。

提高“想事”的認識

謀事就是想事。什么是“想事”？謝覺哉的回答是：“由這到那，由抽象到具體又由具體到抽象，即是把所‘學’運用到所‘用’上去。”他認為善于思考是人的本質，是人類區(qū)別于非人類之所在，“人是有思想的動物，不會想，有愧于為人”。他引用馬克思的關于蜜蜂和建筑師的論述來說明“想事”的重要性，即“在蜂房的建筑上，蜜蜂的本事，曾使許多以建筑師為業(yè)的人慚愧。但使最劣的建筑師都比最巧妙的蜜蜂優(yōu)越的，是建筑師以蠟建筑蜂房以前，已經(jīng)在他腦筋中把它構成了”。

“想事”的好處是明顯的。想事情，表面看起來似乎耽誤了時間；想通了，解決了問題，在時間上又很合算。因此，在謝覺哉看來，會不會想事，不僅是提高領導干部工作效率的法寶，還是衡量領導干部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。他指出：“干部的任務第一個是打主意。打主意就要想。大干部，大想；小干部，小想。”而不愿想事、不會想事的領導干部，他認為“絕對不能領導工作，也不會做好工作”。

“想事”關乎到領導干部個人成長，更關乎到工作的成敗乃至國家的發(fā)展進步。延安時期，謝覺哉就曾說：“擺在我們面前不知有多少問題，須要我們去總結經(jīng)驗，抽出規(guī)律以供給各解放區(qū)乃至全國的參考，同時指出現(xiàn)在前進的道路。”而要實現(xiàn)這樣的目標，他認為“不想不行，不想不能前進一步”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他再次表示：“不想，不學會想，必然要貽誤工作，對人民犯罪。”

掃清“想事”的障礙

謝覺哉提出，要想掃清“想事”的障礙，就必須克服事務主義、教條主義、主觀主義以及利己主義。事務主義是東拉拉、西扯扯，從早忙到晚，勞作時間侵犯了想的時間。造成的結果是，“今天辦這樣事，明天仍是這樣事，今天辦這件事，明天遇到這件又重新搞一道”。謝覺哉稱其為“日計有余，月計不足”。他認為，不能克服事務主義，不能騰出時間，不能以閑對付忙，就很難成為一個很好的領導者。

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，同樣是“想事”的對頭。或是“自滿，不肯去想，拒絕去想，想不進去”，或是“不做調查研究，沒有依據(jù)事實，事實不夠，流于空想”，或是“在自以為是的范圍里兜圈子，想自己不想別人，想一面不想全面，自以為想通了，結果大碰釘子”。這樣的“想事”，對革命工作不會有多大的益處。

共產黨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，必然要全心全意為人民考慮問題。“有一種人，腦子也在想，但他想的不是如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，關心人民的痛癢，而是想個人的得失和名位，個人的意見和意氣，好像個人意見比整個革命工作還重要。”對此，謝覺哉明確表示：“這是很要不得的，必須嚴厲地斥責它！”

掌握“想事”的方式

在怎么“想事”的問題上，謝覺哉提倡共產黨人要采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。

其一，要聯(lián)系地、系統(tǒng)地、全面地“想事”。他認為作為領導干部，應該在直的發(fā)展上——過去、現(xiàn)在、未來，橫的連系上——正面、反面、側面、近的、遠的，都想一想。如此一來，就不會局限在小的圈子里，不會為片面、成見或一時的現(xiàn)象和趨勢所拘。最終，雖然未必能處處想到，但離成功總不會遠。

其二，“想事”要走群眾路線，努力做到“集思廣益”。謝覺哉說：“想是集體的，不是那一個人腦子能想得完全。”他認為在政權里工作的同志，如果只靠一個人想，而不善于傾聽各方面的意見，不善于考察各方面的意見，一定搞不出好東西。他借用“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慮，必有一得”的老話，強調領導干部“不只自己想，而且要啟發(fā)人家和人家一道想，并善于吸收人家所想的”。

其三，要抓住基本的要緊的東西“想”。人的精力畢竟有限，領導干部更是事務纏身。為此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往往會事半功倍。在謝覺哉看來，“樣樣都去想不可能。因為你只有一個腦子。能尋出一個問題的一般的與特殊的規(guī)律，就是大成功。一個問題想通了，別的問題也就容易搞”。否則“胡子眉毛一把抓”，東搞一下，西搞一下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這是最笨的辦法。

其四，“想事”是一個反復修正的調適過程，遇到問題和困難在所難免。對此，謝覺哉指出，“想問題”不能怕釘子、不能在釘子面前屈服。他認為“釘子常是想的引路者”，“想事”要像樹枝上爬行的昆蟲一樣，邊走邊用“觸角”去觸，這邊走不通走那邊，那邊走不通又走另一邊，總能找到所要走的路。

堅持“讀問想做”并重

謝覺哉認為，領導干部要想“成事”，光會“想事”還遠遠不夠，應該“讀問想做”并重，真正做到融會貫通。他主張，“想不通就問，問不清就自己去實驗、去考察；如仍然得不出滿意的結果，于是又想又問又做。這是我們提高能力積累知識的必由途徑”。

應該“熟讀”而又“深思”。謝覺哉將讀書和思考緊密聯(lián)系起來，認為不僅要花時間讀，還要肯思索。如果讀得多，想得少，就如同“急忙忙冒著一頭汗，把滿盤飯菜吞下去，必然要停食傷胃”。而多讀多想，就會架起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的橋梁，避免犯“以感想當政策、把書本當教條”的錯誤，真正做到掌握著實際又能擺脫實際、運用了書本的知識又能把書本丟開。

謝覺哉認為，“問”和“想”，同樣不可偏頗。“無從思索起，從問著手。有思索之不得而后問。”他反對自以為是而問，不分對象而問，主張將“想事”貫穿于“問”的始終。謝覺哉說，“不論當面問，寫信問，為要得滿意的答復，須先自己把問題考慮一下，這是說問之先要想一下”，“問了，仍然要通過自己的‘想’，把問和想結合起來，變成自己所有”。不然，吃了不能消化，“人云亦云”，是沒有用處的。
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，年輕干部要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，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。新時代，廣大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要發(fā)揚革命傳統(tǒng)和優(yōu)良作風，自覺錘煉“謀事之道”，不斷提高履職能力，做到既有想干事、真干事的自覺，又練就成會干事、干成事的“金剛鉆”。

（作者單位：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）

來源：《機關黨建研究》2020年第12期

( 編輯：謝淳子   送簽：謝淳子   簽發(fā)：梁穎 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