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官四要

凡事都有其要領，為官當領導作為治理社會事務的一種社會職業(yè)，也是如此。自古以來，為官之要領或稱之為官之道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。戰(zhàn)國時的荀況說，執(zhí)政者手中握有很大的權力，但僅憑權力并不能使天下自行安定，“安之者必將有道也”。為官之道，對于我們黨的領導干部來說，我體會到最重要的有四點：

一是為官之本。為官之本在于為官一場，造福一方。造福一方就是造福于人民，這與我們黨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同一個意思。現(xiàn)在社會上有一種偏激心理，認為清高者不屑于為官從政，不屑于與官為伍；認為官場多齷齪，為官多不廉。我想，“官”作為一種社會職業(yè)，同醫(yī)生、清潔工等社會職業(yè)一樣，都是社會的需要。“官”作為一種社會職業(yè)，并無好壞可言。但為官是有好壞之分的。因此，從做官的第一天起，就要思考為什么要當官和當什么官這兩個問題。有些人入仕數(shù)十年，終為名利所困，或一事無成，或身敗名裂。究其原因，是沒有樹立正確的當官宗旨。舊社會，有的人十年寒窗潛心入仕是為了光宗耀祖，青史留名；有的人鉆營官場，是為了魚肉百姓，大發(fā)橫財。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，帝王將相何其多，但在百姓頭腦中留下記憶的也不過百來號人。李白、杜甫官不過五品，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、設計趙州橋的李春，也非大官，魯班、黃道婆等更是與官無緣。可見，青史留名與官階并無本質(zhì)聯(lián)系，而是與做事相聯(lián)系。如果當官只是為了圖個人私利，那么，在政治上就會結黨營私，行為上就會違背道德施欺騙邪惡之術，終難逃脫身敗名裂的下場。當官，當共產(chǎn)黨的“官”，只有一個宗旨，就是造福于民。這是共產(chǎn)黨的“官”與舊社會的官的本質(zhì)區(qū)別。造福于民要大公無私。只有無私才能無弊，無弊才能為政公平，使民安居樂業(yè)。造福于民，還要與民相知心，這就要切實改進領導作風，深入群眾，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(lián)系。只有這樣，才能想群眾之所想，急群眾之所急，主動、及時地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。造福于民，最重要的是做人民公仆，為民辦實事。

二是為官之理。為官之理在于講奉獻。當共產(chǎn)黨的“官”要造福于民，就得講奉獻，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。這是由黨的性質(zhì)和宗旨決定的。毛澤東同志說，共產(chǎn)黨是為民族，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，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。如果想當官又想發(fā)財，那是十分危險的。有些人當了官，就以權謀私，結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陳毅同志不是早就說過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”嗎？想通過當共產(chǎn)黨的“官”來發(fā)財，黨紀不容，國法不容。古時候說“無官一身輕”。想當官又想圖清福也是辦不到的。當官要負責任，任務沒有完成要找你，有困難要找你，出了事故要找你。甚至老百姓心中有怨氣，想罵人也是罵當官的。我認為認認真真地當好共產(chǎn)黨的“官”是很辛苦的。我也沒有聽到哪一個稱職的領導人說過當官真舒服。既然這樣，為什么還有人要當官呢？從社會角度講，官是一種職業(yè)，必須有人去做。從個人角度講，當官是服從黨的事業(yè)的需要。一個不圖私利，不圖清福，只圖為社會、為人民多做貢獻，為共產(chǎn)主義理想而奮斗的人，在領導崗位上，即使工作苦些、累些，他的心里也是充實的，這種充實感對他來說就是一種無窮的樂趣。

三是為官之德。為官之德在于清廉。為官一場最起碼應留個清名。持身必須以清廉為準則，凡利祿名譽“茍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”。當官做領導，手中握有一定的權力，因此在錢財、名利問題上犯錯誤的可能性總會比一般人大。如果平時不刻意“慎獨”，不注意防范“找上門來”的錯誤，老是懷著僥幸心理去為不可為之事，非栽跟斗不可。當領導要以德服人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中分析原始社會酋長在氏族內(nèi)部的權力特征時說，“酋長在氏族內(nèi)部的權力，是父親般的、純粹道德性質(zhì)的”，它“以自己的榜樣來影響別人”。道德榜樣的影響力不能忽視，現(xiàn)代領導人應更懂得這個道理。如果共產(chǎn)黨的領導干部在艱苦奮斗、廉潔奉公上不成為榜樣，就無法在人民群眾中樹立威信。

四是為官之義。為官之義在于明法。這里講的義，不是指江湖義氣，而是指維護公正，伸張道義。無明法不足以正紀綱，無紀綱就不能護公正，張道義。北宋包拯認為：“法令既行，紀律自正，則無不治之國，無不化之民。”現(xiàn)在有些領導干部事事老好人主義。老好人主義從本質(zhì)上說，就是沒有為官之義。沒有為官之義，使法度變得模糊不清，紀綱變得松懈無力。沒有為官之義的原因在于私蔽心竅。因此，只有為官者“寸心不昧”，方能使“萬法皆明”。法度明，紀綱正，大治之勢必成。事實證明，哪里的領導秉公辦事，不畏權貴，執(zhí)法嚴明，那里的正氣就上升，事情就好辦。

念好“人才經(jīng)”

如何選用人才，是領導者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。列寧說：“要研究人，要發(fā)現(xiàn)有才干的工作人員。現(xiàn)在關鍵就在這里；不然的話，一切命令和決定不過是些骯臟的廢紙而已。”我在河北正定縣工作時，縣委提出，福建念“山海經(jīng)”，青海念“草木經(jīng)”，我們正定念“人才經(jīng)”。“人才經(jīng)”，可以用知、舉、用、待、育五個字來概括。

“知”就是識別人才。這個問題包括什么是人才和如何識別人才兩個方面。我國古代謂德、量、才、志、績者為人才。所謂德，主要指政治操守好。現(xiàn)在對德的要求，可以用毛澤東同志的一句話來概括：“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，有政治遠見，有工作能力，富于犧牲精神，能獨立解決問題，在困難中不動搖，忠心耿耿地為民族、為階級、為黨而工作。”所謂量，是指能接受正確意見，容納賢才。所謂才，是指才能，有創(chuàng)造力，有駕馭能力和應變能力。所謂志，是指志向遠大，意志堅定，有韌勁。所謂績，就是政績，在工作中，能奮發(fā)有為，盡心盡力，有所建樹，人民群眾能各得其所，安居樂業(yè)。有了識別人才的標準，還要有識別人才的方法。《呂氏春秋?論人》中把知人之法概括為“八觀六驗”。“八觀”中有“聽其言而觀其行”，這一點，非常重要。現(xiàn)在有些人喜歡夸夸其談，而行動上老打折扣，用形式主義的一套來應付你。用了這種人就要誤事。“六驗”中有“苦之以驗其志”等，這對我們都很有借鑒意義。閩東是一個窮地方，需要一批能吃苦、講奉獻的人去工作。我們對閩東干部的評估不是注重于他近期內(nèi)做出多少醒目的成績，而是注重于他是否盡心盡力去做長期性、鋪墊性的工作。一個貧窮的地方，你想一朝一夕就改變它的面貌是不現(xiàn)實的，只要你講奉獻，盡心盡力，就是一位好同志。

“舉”就是薦納人才。薦納人才強調(diào)尚賢事能，也就是“唯才是舉”、“任人唯賢”。薦納人才最忌“任人唯親”、論資排輩和囿于地域之見。《墨子?尚賢》中主張舉才不黨父兄，不偏富貴，不嬖顏色；《明良論》中龔自珍抨擊官場中論資排輩之弊；《諫逐客書》中李斯力陳囿于地域的用人之害，其論述都極有見地。我認為，共產(chǎn)黨的選人標準只有一個，就是四化標準，講五湖四海，看政績。不管你是哪個地方人，只要符合四化標準，就舉用你，不管你資歷深淺，只要辦事能力強，就舉用你。

“用”就是量才授任。用人如用器，用其長，而不強其短。反過來說，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”，不能以僵化的標準衡量人才。俗話說，馬跑千里，不宜犁田；舟可渡河，卻不能用于陸地代步。人才放錯了位置，有可能成為垃圾。陳云同志在談到善用人才時曾經(jīng)強調(diào)，要“堅持人事兩宜的原則，用人得當，適得其所”。

“待”就是尊重人才。尊重人才要尊重他們的個性、創(chuàng)造性，不要壓抑和埋沒他們的才能；要關心、愛護人才，不能“又要馬兒跑，又要馬兒不吃草”；要信任他們，不能委之以事權之后，又濫加猜疑，否則，會導致上下離心離德，無法工作。唐朝魏征說過，“君能盡禮，臣得竭忠……上不信則無以使下，下不信則無以事上。”這句話去除封建糟粕，是可以吸取的。

“育”就是培養(yǎng)人才。得賢，必須以培育人才為前提，“不養(yǎng)士而欲求賢，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”。我認為，一個成熟的領導者是善于培養(yǎng)人才的，因為是否重視培養(yǎng)人才是關系百年大業(yè)是否后繼有人的問題。培養(yǎng)人才，一要精心扶植，二要嚴格要求，三要大膽使用。

領導者的修養(yǎng)

古時候把理政治國之道概括為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。這里，“修身”位居其首。所謂“修身”，就是修養(yǎng)的意思。領導者的修養(yǎng)，我想主要有這幾條：

一要有黨性觀念。共產(chǎn)黨的黨性集中表現(xiàn)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。馬克思說，無產(chǎn)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，才能最后解放自己。共產(chǎn)黨是無產(chǎn)階級的政黨，黨的性質(zhì)決定了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。所以，談領導者的修養(yǎng)，第一條就是要增強為人民服務的黨性觀念。這個觀念沒有樹立起來，其他都無從談起。增強為人民服務的黨性觀念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深入基層，深入群眾。列寧說：“我們?nèi)绻�愿意仍然成為社會主義者，就應該到更下層和更低層中間即到真正群眾中間去。”因為深入基層，深入群眾，本身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最直接的辦法。1988年底，在寧德地委工作會議上我們提出改進領導作風。后來，這個提法具體化為“四下基層”，即：宣傳黨的路線、方針、政策下基層，調(diào)查研究下基層，信訪接待下基層，現(xiàn)場辦公下基層。許多干部下到最邊遠、最貧困的地方去，親身體驗到群眾的疾苦，思想感觸很大，回來后都說憂患感增強了，責任感增強了。我說這是黨性觀念增強了，修養(yǎng)提高了。

二要有度量。“量小非君子，德高乃丈夫。”一個人的成就大小看才能，才能發(fā)揮得如何則看他的度量。司馬光說：“天下之事未嘗不敗于專而成于共。”我認為這句話很有見地，專擅則狹隘，狹隘則離散，離散則困窘；協(xié)力則廣博，廣博則通暢，通暢則能成功。心胸狹窄的人，一味堅持自己的主張，而不能吸收別人的合理意見以擴大自己的眼界；一味以功臣自居，而不能用賢能以增加自己的力量；老擔心著別人超過自己，而以攻擊、詆毀別人來抬高自己。共產(chǎn)黨人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，無所謂個人之名利，為人梯也好，為鋪路石也好，要從黨的使命，從歷史實踐的過程來思考這個問題。

三要有氣節(jié)。縱觀人類歷史，凡有成就者，必有高風亮節(jié)。馬克思就是在他一生中最貧困潦倒的時期寫成《資本論》的。他在1852年2月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寫道：“一個星期以來，我已達到非常痛快的地步：因為外衣進了當鋪，我不能再出門，因為不讓賒賬，我不能再吃肉。”即使這樣，馬克思也沒有屈服，沒有停止工作。不畏艱難困苦，只為主義真，這就是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家的氣節(jié)。我國古代，孔子以“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”贊揚不畏強暴的精神；孟子把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看作為人處世不可少的氣節(jié)。我認為，高尚的氣節(jié)是每一個領導者所應有的品質(zhì)。沒有氣節(jié)，就沒有了脊梁骨。講氣節(jié)，要防止迂腐。孔子有個學生在戰(zhàn)場上與敵人拼殺，頭盔上的纓被擊落了，他認為這有損氣節(jié)，于是放下武器，寧愿讓敵人刺死，也要撿起纓系在頭盔上。這是多么的迂腐。在原則性問題上要講氣節(jié)，在一些非原則性問題上要講策略。

四要誠實。就是要說老實話，辦老實事，做老實人。老實人會不會吃虧？有人說老實人吃虧，我不這樣認為。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，把實事求是精神貫徹到為人處世上，就是說老實話，辦老實事，做老實人。不實事求是，不老老實實按客觀規(guī)律辦事的人，有時也可能撈到便宜，但最終是要碰壁吃虧的。這是歷史經(jīng)驗的總結。說老實話，辦老實事，做老實人，首先要一切從實際出發(fā)，尊重事實，尊重科學，敢于堅持真理，遇事不隨風倒。不唯上，不唯書，只唯實。其次，要多做少說，或只做不說。古人說，品行要從自己的行動中表現(xiàn)出來，名聲則需要別人認可才能樹立。“慧者心辯而不繁說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譽揚天下。”做了一些貢獻，有了一些成績就夸夸其談的人，得不到好名聲。再次，是以誠待人。這種人，領導愿意用，同事愿意和，部下愿意跟。

五要有氣魄。領導者的工作包羅萬象，而且情況紛繁復雜，千變?nèi)f化。這就要求領導者有快刀斬亂麻的氣魄，否則，事事猶豫不決，當斷不斷，就會貽誤工作。但領導者的氣魄，用恩格斯的話說，不是脫離客觀規(guī)律的盲目沖動，而是“借助于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那種能力”。領導者要培養(yǎng)氣魄，提高工作自由程度，唯一辦法就是按照恩格斯所說的，深入實際，獲得對外部世界必然性的認識。只有這樣，才能果斷、大膽、正確地處理好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。

共產(chǎn)黨人的修養(yǎng)不是靠面壁坐禪獲得，而是靠實踐的積累、升華；共產(chǎn)黨人的成功不是靠神仙上帝賜予，而是實踐的必然結果。馬克思說，無產(chǎn)階級在改造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自己。共產(chǎn)黨人在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中提高修養(yǎng)，同時也獲得事業(yè)的成功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“修行靠實踐，功到自然成”。在實踐中提高修養(yǎng)，在實踐中獲得成功，是共產(chǎn)黨人建功立業(yè)應遵循的重要原則。

( 編輯：王楠   送簽：王楠   簽發(fā)：張莉 )